文：任泽平团队
导读
本报告旨在关注留守儿童的困境，建议推动户籍制度和教育改革。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儿童时期是生命周期的起点，儿童发展为人的全生命周期发展奠定基础。
1、中国儿童格局呈现四大特点：
1）总量从“维持平稳”到“快速减少”。未来20年儿童数量降幅或近50%，其中6-8岁年龄段儿童数量降幅最大。
2）性别比改善，逐渐趋于正常值。2022年0-17岁儿童性别比113，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改善，未来儿童性别比将趋于正常值。
3）留守儿童增多，城乡比为4:6。2020年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城乡比分别为9:1和4:6。
4）少儿抚养比下降、总抚养比上升。未来10年少儿抚养比将快速下降，但由于老年人口抚养比快速增加，社会总抚养比呈上升趋势。
2、中国儿童格局面临四大挑战：
1）儿童数量减少影响消费总量、拖累经济。当前我国的生命周期消费曲线呈“倒V型”，银发经济较难弥补缺口。预计2023-2043年0-17岁儿童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从21.3%降至12.5%。
2）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生育率低迷，年轻人生育意愿低。
3）区域教育不均衡，农村高中完成率仅5成，寒门难出贵子。2020年城镇和农村儿童的高中完成率分别为81.2%、55.3%，城乡差距25.9个百分点。
4）近4成儿童不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原生家庭”支持弱化、社会关注支持不足，农村“留守儿童”更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2020年63.6%的儿童与父母双方一起居住，19.6%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居住，16.8%的儿童不与父母一起居住，合计有36.4%的儿童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其中超8成是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不仅面临老龄化少子化，而且面临大量留守儿童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有至少3000万的17岁以下儿童面临情绪或行为问题。我国在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公平等方面任重道远。
3、如何应对？提振生育水平、重视儿童早期发展、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1）鼓励生育、提振生育水平，需要社会共担。国际经验看，补贴和生育水平正相关，其中法国、瑞典等福利支出占比高、生育率维持高位，日本等国家补贴力度不足、陷入“低生育陷阱”。
2）关注儿童早期发展，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越早、回报越大。2010-2019年OECD国家平均花费在0-5岁教育阶段的公共开支占GDP比例平均值从0.63%增至0.72%。学前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与入学率呈正比，促进儿童在早期发展，有助于未来人力资本积累。
3）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常住人口市民化，教育等公共资源均等化。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户籍制度的功能从迁移限制向居民信息登记转变，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大趋势。
正文
1 中国儿童格局：总量开始下降，性别比改善，留守儿童增多、少儿抚养比下降
相关定义：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是指18岁以下人口，即0-17岁人口。医学界将儿童规定为14岁以下作为医学观察年龄。我国的人口统计对年龄的分组，一般将0-14岁为定义为少年儿童。为覆盖更多人群，本文将讨论对象扩展到0-17岁。
其中，流动儿童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0-17岁儿童人口，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部分”；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跨乡镇街道外出流动半年及以上，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0-17岁儿童”。
当前，中国儿童格局呈四大特点：
1）总量从“维持平稳”到“快速减少”。 未来20年儿童数量降幅或近50%，其中6-8岁年龄段的儿童数量降幅最大。从总量看，中国0-17岁儿童数量在1980年左右达峰值，此后随着计划生育实施后长期低生育率影响，儿童数量逐渐减少，1982-2010年从4.1亿人降至2.8亿人，之后随着生育政策放松，生育堆积效应使儿童数量维持相对稳定， 2022年儿童总量约2.9亿人。从占比看，1953-2022年儿童数量占总人口比重从41%降至20.4%，期间1964年为最高点46%。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4》“中方案”，2023-2040年0-17岁儿童的数量快速减少，占总人口比重将从20.1%降至2040年的仅11.7%，此时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26%，整体人口年龄金字塔呈一个“收缩状”。分年龄看，按3岁为一个年龄组，2020年0-2岁、3-5岁、6-8岁、9-11岁、12-14岁、15-17岁年龄儿童分别为4163.7万人、5279.3万人、5590.9万人、5283.1万人、5021.3万人、4427.2万人，占儿童总量比重分别为14%、17.7%、18.8%、17.7%、16.9%、14.9%。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4》“中方案”，2020-2040年，各年龄段儿童数量变动分别为-39%、-53.1%、-56.4%、-52.9%、-47.7%、-37.1%。
2）性别比改善，逐渐趋于正常值。 2022年0-17岁儿童性别比113，男童比女童多1700多万人，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改善，未来儿童性别比会逐渐趋于正常值。由于男孩死亡率高于女孩，为了让婚育年龄阶段的男女数量匹配，国际上将103-107设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从出生人口性别比看，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约108，1990年上升至111.3，2000年高达116.9，2010年为118，2013年之后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开，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明显，2023年已降至104.5。1982-2022年0-17岁的儿童性别比从106.2增至113，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会反映在后续儿童性别比上，未来儿童性别比会逐渐趋于正常值。
3）留守儿童增多，城乡比为4:6。 2020年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城乡比分别为9:1和4:6。随着城镇化的提升，城镇儿童占比也呈上升趋势，1982年城镇化率从21.1%提升至63.9%，城镇儿童占比从16.6%升至62.9%。受人口流动影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增多。2010-2020年，流动儿童从3581.2万人增至7109.3万人，几乎翻倍；留守儿童从5491万人增至6693万人，增长了21.9%。分城乡看，2020年城镇流动儿童、农村流动儿童占流动儿童比重分别为90.1%和9.9%。2020年城镇留守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的比重分别为37.6%、62.4%。
4）少儿抚养比下降、总抚养比上升。未来10年少儿抚养比将快速下降，但是由于老年人口抚养比快速增加，社会总抚养比呈上升趋势，预计2034年超过50%。抚养比是衡量劳动人口抚养老人和儿童负担的指标，此部分使用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的年龄分组。从少儿抚养比看，1990年-2010年少儿抚养比从41.5%快速降至22.3%，此后10年趋于平缓，2023年少儿抚养比为24%，未来如果没有实质性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少儿抚养比仍将快速下滑，至2035年降至约17%，此后保持平稳。从老年抚养比看，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老年抚养比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23年老年抚养比22.5%，预计2050年左右超过50%。与此同时，总抚养比随着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增加，2023年为46.5%，预计2034年左右超过50%，2040年增至60.9%、2050年增至71.4%。
2 中国儿童格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1 儿童数量减少影响消费量、拖累经济增长，当前银发经济较难弥补缺口
宏观上看，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各经济体居民全生命周期消费路径差异明显，高收入经济体全生命周期消费曲线向上倾斜、呈“N型”，中低收入经济体全生命消费曲线向下倾斜、呈“倒V型”。 儿童时期储蓄少，消费多，对于个体来说是负债阶段，消费倾向较高，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儿童数量的减少会影响社会整体消费倾向。国际对比看，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分年龄消费情况不同，高收入经济体的生命消费曲线是向上倾斜的，由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健康、长期护理成本等快速增长，消费水平整体随年龄增长而上升；而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生命消费曲线是向下倾斜的，由于整体收入水平有限，老年居民更强的预防性动机和遗赠动机，老年阶段的消费水平不高，进而对总体消费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联合国人口署研究显示，美国和日本的65岁+消费与25-65岁消费比值超过130%，我国该比值为85%，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的0-24岁消费与25-65岁消费比值分别为75%、90%，我国该比值为110%。当前，我国的生命周期消费曲线呈“倒V型”，儿童数量和占比下降带来消费更快速的减少，老年人口占比提升带来的消费增加难以抵消缺口。
从总量看，儿童的消费支出为家庭的刚性支出，2023年0-17岁儿童的消费性支出约占社会总消费支出的21.3%，估算2043年占比降至12.5%，对总消费贡献明显减少。 根据育娲人口《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0-2岁婴幼儿的消费性支出主要是食品、衣物、医疗保健和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人均消费支出为24538元/年；3-5岁儿童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支出增加，人均消费支出36538元/年；6-14岁儿童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年；15-17岁儿童的高中阶段不再是义务教育，3年的人均消费支出29007元/年。参考美国、日本同时期的人均消费支出变动趋势，使用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的数据进行测算，预计2023-2043年0-17岁儿童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从21.3%降至12.5%。
从消费结构看，随着未来儿童相关消费总量面临下行压力，6-14岁年龄段的儿童消费占比降幅更大。 分年龄阶段看，18岁以下的儿童尚未经济独立，消费以学习和素质培养为主，其中小学之前的婴幼儿阶段，重点的消费在食品饮料、服装和教育方面，具体为奶粉、少儿培训等；中学阶段的少年逐渐形成自主消费观，重点消费在食品饮料、服装、教育、娱乐方面，对于潮流服饰、游戏等方面的消费逐渐增加。根据测算，2023-2043年，0-2岁、3-5岁、6-14岁、15-17岁儿童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分别从1.9%、4.0%、11.5%、3.9%变为1.8%、2.7%、5.8%、2.2%，分别减少了0.1、1.4、5.8、1.7个百分点。
2.2 生育：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生育率下降，年轻人生育意愿低
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此后，生育政策开始松动，2013年“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2021年“全面三孩”，但未能扭转低生育趋势。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2023年902万，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一方面，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主力育龄妇女仍处下降阶段。 由于出生人口进入育龄期的数量会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的数量，对主力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较为明显，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滞后27年的走势与主力育龄妇女走势几乎同步，未来一段时间，1988-1994年间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仍是我国生育主力，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女性在持续减少，主力育龄妇女数量持续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预计到2030年育龄妇女数量降至3亿、主力育龄妇女数量降至1.2亿，较2022年分别下降3.8%、17.4%，2050年分别降至2.1亿、0.9亿，较2022年分别下降31.5%、37.4%。在此背景下，出生人口下降压力较大。
另一方面，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2.1）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世代生育意愿下降，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1.48个。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2017、2019、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3、1.76、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全球范围看，东亚地区生育率全球最低，以“少生精养”为主，且婚育文化传统、劳动强度高等会制约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1）生育率极低，2023年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1.01，是全球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2023年东亚总和生育率1.01、欧洲1.4、北美洲1.6、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81、大洋洲2.14、非洲4.07。具体国家看，2023年东亚代表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2、1.2、0.72，处全球较低水平。
2）生育成本高。 东亚地区育儿成本全球前列，根据育娲人口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在韩国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所花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7.8倍（2013年）、中国为6.3倍、日本为4.3倍（2010年）。
3）性别工资差距较大。女性面临“母职惩罚”，在职场晋升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根据OECD数据，2021年OECD国家平均性别工资差距12%，其中韩国、日本、美国、法国分别为31.1%、22.1%、16.9%、11.8%。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中国城镇就业人群性别薪资差距为22.9%，这在OECD国家处于前列。
4）婚育文化传统。 东亚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婚姻观传统，大多数国家中非婚生育往往是被禁止甚至被唾弃，非婚生育接受度极低。所以东亚的婚育模式一般是先婚后育，所以生育率更容易受到推迟婚姻的影响。根据OECD数据，2020年韩国、日本非婚生育比例分别为2.5%、2.4%，远低于OECD平均值41.9%。
2.3 教育：区域教育不均衡，农村高中完成率仅5成左右，寒门难出贵子
当前，教育存在区域结构不均衡，包括城乡教育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代际流动趋缓。
1）教育资源方面，教育总需求减少，但区域差距扩大，乡城差距明显增加。 人口周期波动会对影响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变动，随着2017年出生人口开始减少，对应3年后学前教育年龄人口减少、6年后小学年龄人口减少、12年后初中年龄人口减少及15年后高中年龄人口减少。受人口乡城迁移和流动的影响，虽然教育人口总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区域间的教育供需差距仍有扩大。分区域看，人口流入和出生率较高的区域，学位供应压力增加；而人口流出或者出生率较低的区域，由于面临受教育人口减少压力，会面临“学生荒”的学位供应过剩。
分城乡看，由于城乡教育差距较大，很多农村家庭不惜花费高价将孩子送到城里读书，这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教育入学需求分化。由于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增加，城市相关教育学位紧张；而偏远地区、教育落后的农村地区生源不足，大量学位面临空置。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教授的研究，2020-2040年，农村地区小学适龄儿童规模降幅比城镇多20个百分点，由于生源的城乡流动，农村地区小学适龄儿童数量降幅会更大。
教师资源方面，小学阶段城乡资源配置不均，农村高素质教师质量有待提升。 当前，高素质教师持续向发达地区集聚，农村地区由于教育环境艰苦等原因难以吸引和留住优质教师资源，并且由于乡村分布更为分散，优质教育资源难以聚集，教育资源的配置相对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