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团队
导读
全球民粹主义指数在2015年后明显抬头，历史上有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粹主义，以拉美为代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粹主义，2008年以后美国民粹主义大师“特朗普”大打贸易战、对内制造社会对立、对外输出矛盾，近年欧洲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国内也出现个别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网络言论和大V。
在全球经济社会大周期末期，由于贫富差距拉大、货币超发、调节收入分配机制缺失等因素，全球民粹主义回潮，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给全球化、经济增长、世界和平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十论民粹主义的起源、现象、本质、影响与治理：
1、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有三个核心主张：反理性精神、反多元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今日的民粹主义扩展到：反理性、反建制、反精英、反多元化、反全球化、仇富、排外等。煽动、道德垄断都是民粹主义者善用的工具。
2、民粹主义是裹挟“民意”的骗局。民粹往往披着“民意”的外衣，看起来对于底层群众有相当的诱导性。
3、民粹主义者往往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煽动性和欺骗性，但是历史上他们的施政水平往往效果很差，属于低智商、高情绪化的思潮。民粹主义提出问题但不解决问题，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历史上民粹主义者上台往往走极端，带来经济效率低下、社会活力下降、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更大的撕裂，民粹主义的破坏性强且不具备建设性。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二战时，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粹主义升级至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4、全球民粹主义三大典型案例。以拉美为典型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过分强调了公平而忽视效率，大搞国有化、高福利、平均主义，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货币超发，引发恶性通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苏联、东欧搞的计划经济，也由于过度强调平均主义而忽视效率以及对个体积极性的抑制，导致在全世界实验失败，实验国家付出巨大代价。近年来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不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底层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反而对外转移矛盾，激发反多元化、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一旦政治极化，增加全球经济政治不稳定性风险。
5、经济学的根本命题是效率与公平。过于注重效率，如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强调自由市场，会出现贫富差距恶化；过于注重公平，如民粹主义、纳粹主义、计划经济等，会造成社会生产意愿不足、经济停滞，民众不满情绪就会上升，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公共政策的关键是如何做好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纵观历史，做好两者的平衡与协同发展较难，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天平会更加向一端倾斜，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当然，在过度重视效率、忽视公平的时代，民粹主义也向社会敲响了应该重视公平的警钟。
6、回到中国，警惕那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言论，比如，“当前的社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导致的，应该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民企应该离场”、对民营经济“喊打喊杀”、“劫富济贫”，等等，都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中央明确表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精神是明确的，态度是鲜明的，而且近期多次强调，只是被之前网上个别民粹主义的“不正确议论”歪曲了。近期中央明确表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当前应该采取科学理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新基建、国企改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激发企业家精神、二次房改、鼓励生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平衡好公平与效率，对外积极推动全球化，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7、识别民粹主义政客和思潮。以特朗普为例，作为民粹主义的“大师”，欺骗的是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大部分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民众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国存在一大批支持全球化的建设性重要力量，积极推动全球化秩序完善。
8、对于新时代企业家，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员工、社会良性循环发展。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创造就业和促进创新的基础上，在涉及民生的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投资或者捐助。这是张謇和胡雪岩的区别，也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值得企业家群体深思。
9、对于民众，理性认识企业家从创业之初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对社会发展、就业、经济增长等的贡献。不能只看到成功者的光鲜，也要看到九败一胜背后的创业艰辛。
10、对于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积极推动教育、住房、户籍、就业、社保、财税等相关改革。但这都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只有蛋糕做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蛋糕做小，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发挥企业家精神，才能创造就业，提升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
愿贫寒的人有立足之地向上奋斗，愿社会流动莫欺少年穷，愿富贵的人承担社会责任德以载富，愿社会崇尚励志和奋斗文化，愿每个人都能看到光、心中点燃希望，让躺赢、躺平文化从此消失。如此，中国大有希望，未来大有希望！
正文
1 民粹主义的起源
1.1 定义：反对理性精神和多元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源自于拉丁语populus（指人民或群众），自19世纪在俄国兴起，其概念和范畴有一定争议，但总体而言，是一种以平民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的两个核心主张是反精英主义和反多元主义，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民粹主义与理性精神、多元主义、精英主义等对立。
民粹主义反对理性精神。民粹主义擅长煽动、欺骗、道德垄断、极端、片面、偏激，这都是民粹主义者善用的工具，拒绝理性的思考和推理。
民粹主义反对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主张国家权利多元化，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多元权力制衡机制，多元主体通过“多元竞争”达成“价值趋中”。而民粹主义反对多元化，不赞同多种思想和观点的共存，认为人民全体会有同一种声音，会进行自我阵营划分，认为有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民粹主义实际上将“人民全体”抽离出实际人民群体，拥护的是虚拟的、或是有民族身份认同、或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人民全体”。俄国民粹派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一点更符合右翼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精英主义认为应该由少数具备知识、财富与地位的社会精英，来进行政治决策，主导社会走向。罗马共和国时期，提比略·格拉古主张由罗马公民举行的公民大会代替元老院进行决策，相对地，贵人派支持元老院统治、强调只有精英贵族才拥有统治的能力与智识，人民缺少知识与统治能力、易受煽动，权力交给人民将引发暴民政治。而民粹主义则强调平均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将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这一点更符合左翼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大多伴随着革命运动和政治事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有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左翼民粹主义是反自由主义、致力于社会公平，其中极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庇隆（阿根廷）、瓦加斯（巴西）和查韦斯（委内瑞拉）等。右翼民粹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致力于社会发展、而把社会矛盾向外转移，其中极右派的代表包括了墨索里尼（意大利）、希特勒（德国）、弗朗哥（西班牙）和布热得（法国）等。但无论左翼右翼，其领导者都遵循一条标准化道路，即利用国家内部或国家间冲突，为自身政治铺路。
1.2 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
1.2.1 直接原因：效率与公平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民粹主义兴起往往始于中下层民众对于部分社会现象的不满；例如，长期的贫富差距过大，财富获取与就业机会不均等，对当政的精英政治不认可，也可能包括了某些外部国家的势力干预本国社会价值认知，即对底层人民价值观的冲击与重塑。
贫富差距过大也是经济社会“效率与公平”失衡的累积结果。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议题。对于执政者来说效率和公平双兼顾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很难做到“绝对公平”，因为不同阶级民众的诉求和认知不同、对“公平”的理解也不同。因此，多数国家形成以效率为主，辅以“相对公平”的策略；但这种“相对公平”并不能在任何时候完全满足底层人民的诉求。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时，“相对公平”尚可以带给底层人民满足感；但在经济衰退时，底层人民的被剥夺感加强，如果执政者忽略了效率与公平的纠偏，往往会生出民粹主义思潮。
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证。纵观历史，做好两者的平衡与协同发展较难，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天平会更加向一端倾斜，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当然，在过度重视效率、忽视公平的时代，民粹主义也向社会敲响了应该重视公平的警钟。
一般来说右派强调效率，而左派强调公平。过于注重效率，倡导生产要素的自由竞争和利益最大化，会出现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形成民粹主义兴起的基础。经济学上的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都是摆向效率的典型代表。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强调绝对公平和“均贫富”，会造成社会生产意愿不足，经济停滞，民众对当政者产生不满情绪就会上升，则会诞生民粹主义、纳粹主义、计划经济等。
1.2.2 根本原因：社会大周期末期，呼吁效率和公平的再平衡
在全球经济社会大周期末期，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明显放缓，债务负担难以承受。贫富差距在数年来的积累后分化愈发明显、社会撕裂阶层对立。民众呼吁效率与公平再平衡的声音日益高涨，经济金融动荡、社会不稳定增加。外部面临新兴崛起大国的挑战，政府公信力减弱，过于温和保守的领导人难以应付复杂严峻的局面，强人政治模式再现。
政策上，要么对内进行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对债务进行出清，调节收入分配以缓和阶层对立，集中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性领域比如科技创新、制造业、教育、基础设施等，以重建经济竞争力，重新凝集社会共识；要么对外转移矛盾，遏制新兴力量崛起，爆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战、舆论战等，“修昔底德陷阱”上演，地缘冲突频发。
因此，大周期末期，往往伴随着民粹思潮兴起、地缘动荡加剧、国家之间利益再分配产生冲突，“大政府、大财政”等特征。
1.2.3 政治文化原因：身份认同、排斥异己、煽动仇富
民粹主义者善于从身份的角度引起大众共鸣，并把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因于“异己”的出现和破坏，例如，种族差异、宗教信仰差异、财富差异等，最后演变为种族主义、极端排外民族主义和仇富。
历史上，希特勒上台后对于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劣等”种族的迫害，强调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
特朗普对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公然抨击，引起美国白人的身份优越感；
欧洲难民潮中欧洲本土居民对于中东难民的排挤，随后也演化为了欧洲右翼民粹高举“反移民”。
此外，民主体制易产生弱势政府；议会、政党内部小团体、以及游说集团共同阻碍了“民意”的政策践行。底层民众渴望一位足以代表他们发声的执政者（强人政治的民众基础），民粹主义者往往与强人政治联系在一起。
不可否认，政治文化因素对于民粹主义重要性不容小觑，鉴于本文侧重于经济学视角，故不做重点阐述。
1.3 全球正处于社会大周期末期，效率和公平的钟摆周期
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周期的阶段性拐点，1929年大萧条是大周期起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大周期到达顶部，2008年以来属于大周期末期，凯恩斯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重回历史舞台。
社会大周期回摆至百年前，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是，经济霸权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转变。霸权国家最初作为先进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中心，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过度消费、过度举债的食利者（2008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尽享利润的同时也面临着霸权基础的衰落。必将导致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带来内外部的阵痛、摩擦和动荡。
二是，货币扩张和金融自由化加剧了贫富分化。在经济发展上行阶段，富人凭借更多的资本投入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同时金融业也更乐于放贷给信用更好的富人，从而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形成了金融业在支持经济发展上“嫌贫爱富”的现象。然而经济下行的时候，随着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发放现金的方式救助社会，总货币乘数急速下降，流动性过剩，再次推高通胀和资本市场价格，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恶性循环。
三是，全球进入“强人政治”、“大财政”时代。政治极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体系有向双边、多边贸易发展的趋势。美国重启“大财政”，三次大周期拐点均出现平衡财政和功能财政切换，2008年后向功能财政回归，2020年以来美国实行激进财政救助计划、大基建计划，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再现。背后是美国货币超发与贫富分化。
2 民粹主义的案例和教训
2.1 案例一：20世纪30年代，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粹主义升级至纳粹主义、军国主义
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最大风险，毋庸置疑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希特勒为首的一批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宣扬极端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从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社会背景造就了民粹主义抬头：1）国家经济处于较差时期，民众对于时任执政者不满；2）中下层民众水深火热，而富人阶级财富依然在扩张；3）政治决策者缺乏效率与果敢；4）国家内部兴起了排外情绪。
1929年大萧条来临后，当时的德国本就面临承担战争赔偿的负担，其经济境况迅速地恶化。银行出现货币信用危机，发生挤兑存款风潮；失业人口逐年剧增，1932年德国的失业率为30.8%；1930年-1932年，德国十万人次以上的罢工出现了百次，国内矛盾凸显。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经济危机爆发、民不聊生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结合并“发扬光大”，纳粹主义得以形成。
纳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种族优秀论，“日耳曼种族”至上；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反对英法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在反犹主义之后，纳粹主义又主张世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实行对外侵略扩张。
1933年初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财政赤字进行了扩军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叠加女性和犹太人等被禁止就业，一下便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在工资方面，主张义务劳动，实行低工资的政策。同时也实行“军事优先”政策，即纳粹军国主义，随后数年间军事上的开支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市政建设的开支。
这些财政刺激措施使得德国经济开始复苏，从1935年起快速增长，1938年国民总收入增速达到10%，纳粹的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称其为“经济奇迹”。但对比发现，1932年工人平均工资为1980帝国马克，而1938年工人平均工资为2107.9帝国马克，6年间仅提高了6.6%。生产资料虽然上涨，但人们的生活水准相对于1932年几乎没有提高。德国经济的起色是以牺牲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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